乡土中国的理智与情感

乡里的市集里人熙熙攘攘,叫卖声不绝于耳,自行车的响声亦是不停。穿着各式服饰的群演们视镜头为无物,随意走来走去,那服饰就成了带观众入戏的关键。灰青色、黑色和红色的袄子,加上或蓝或绿的头巾,还有“美得很”的陕西方言不断入耳,乡土气息扑面。许久,镜头前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一个穿着红袄子,戴着绿色头巾的身怀六甲的农村妇女随着板车走入镜头,这是巩俐饰演的女主角,而这个长时间的姑且可以被称之为空镜头的开场,正是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开头。

1992年出品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有着丰富的意义层次的电影,每个观众都可以在片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一层。刚开始,我看到的是幽默。在片头的时候,巩俐扮演的秋菊混杂在人流中,土里土气,一闪而过。观众会愣一下,然后反映过来,会心一笑。
秋菊的男人被人踢了,她和小姑拉着架子车送丈夫到乡里看大夫。大夫在里面检查,秋菊和小姑在外面张望着,嘀咕“我看那人像个兽医”。她担心地对丈夫说“村长这一脚要是把你踢出个毛病,那计划生育就把咱提前计划了”。在西安城里,秋菊听了好心人的建议“换身衣服看起来不像农村来的”,跟小姑去商场买了两身衣服。结果衣服套上,效果更乡土,令人忍不住笑起来。
这是张艺谋最幽默的一部电影。主要是情节幽默,并且自然。对白的搞笑倒在其次。
这也是一部原生态的电影,还原了乡村的人情氛围。秋菊生活的乡村是正常的样子,讲究人情。乡里人有礼貌,路上碰见会打招呼“吃了?”村长一家吃饭,先端给老人。客人进来了,孩子们会打招呼:“姨,你来了。”片子从头到尾,充满这样的人情味。
在这样的人情氛围中,影片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可以说,都是好人。矛盾来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情冲突,来自秋菊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在当时的社会还不可能实现。
秋菊要的表面上是一个说法:村长踢了她丈夫,她想要村长道歉。影片多次通过秋菊、李公安等人的口来强调“就是要个说法”,不为钱,不为整人。秋菊要维护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尊严。但她的要求得不到理解,得不到伸张。
通过影片,我们发现,1992年的普通农村人,如果被人打了,如果伤得不重,那么他顶多只能得到经济赔偿,而得不到尊严的维护。除非伤得太重,如影片中的秋菊丈夫,后来去医院拍了片子,发现是骨折,于是案件性质变了,村长被拘留15天。但是秋菊并不想要拘留什么人。她只是想:丈夫骂人是不对,但村长无论如何也不能动手打人,打人就该道歉赔礼。也就是说,在秋菊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心里,开始有了公民的平等意识。他们模糊地意识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他人的身体。
从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村长如此要面子。因为他在村里能管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件件都事关村民的切身利益:宅基地、信件收发,只不过是他无数职能中的两个而已。这样的村官容易变成霸王。
从该影片后半部起,人情开始变成一种束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秋菊难产的时候没有120,要求人帮忙。所以平时村民们不敢得罪乡里乡亲:谁知道明天会出啥事呢?
1992年之前和之后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逃离农村。我想这种不自由感是他们逃离的最大原因。自由,就是:我只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过好。有什么矛盾直接通过法律解决。不必求人理解,不必求人同情。
新农村的建设,首要的目标是要把村民们从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过上好日子。这比什么口号都吸引人。
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要求。1992年的秋菊不过是亿万人中的一个。这是张艺谋最深刻的一部电影。

《秋菊打官司》荣获当年威尼斯电影奖最高奖项金狮奖,演员巩俐也凭借着出色的演技荣膺最佳女演员。此片也凭借着出彩的声色处理和有高度的影片主题成为张艺谋导演生涯不可抹去的一笔,观毕此片,甚为感动,故写此文做点浅显的分析,兼抒己感。

电影技法分析

色彩

色彩增加影片的丰富性和深度,同时也能给观众带来观感的满足。作为电影制作方用以表达主旨,渲染气氛等的手段的色彩,如今已几乎至于不可忽视的重要程度。色彩除了对观众的影响,更是会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表现这一方面大有助力,同时色彩还可以作为象征符号、过渡手段和重复主题、营造影片视觉效果的手段。

《秋菊》里的色彩运用值得称赞。影片讲述了农村妇女上访的故事,涉及到城乡二元的景象,而很明显,影片在区分城乡时也是从色彩入手的。镜头下的西北农村,有着黄土特有的黄,从黄沙飞扬到黄土搭建的民屋,均是如此。同时,阳光的运用也值得惹人注意,不过也许是因为胶片拍摄年代的问题,影片实际上呈现了软焦的效果:阳光模糊,黄土模糊,人脸也变得不是那么明亮。乡间小路上的三轮车带起的黄沙,就是农村部分的主基调。但是,人身上总不能也整天蜡黄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尚属改革开放逐渐开展的时期,城市流行起了红裙子等新潮服饰,但是这股时装改革风并没有吹到西北的山里。这里的人依旧穿着厚厚的袄子,以黑、青为主,女性也有着红着浅蓝者,头上再戴着头巾,男性带着特色的红军帽子。穿着厚厚的袄子,蹲在门槛吃着撒了臊子的油泼面,再谝谝,然后加上黄色的土和黄色的阳光,一派西北农村的景象就出来了。窗户上的彩色的剪纸、对联、贴画,都以红色为主,加上绣着各色花样的毯子,颜色满满的,显得十分现实。

到了县、市部分,颜色淡下来了,变成了以灰白为主。高楼的外墙是白色的,街上扬起的尘也不再是黄的。镜头也借助女主角秋菊的眼,将新潮的驼色、绿色等五彩的服饰记录下来,还有新潮的卷发和时尚的挎包。而在第一次切换的时候,对摊子上的海报的时间不短的记录,更是用色彩将地点和时代点明。摊子上有毛主席的画像、年画,还有明星海报和欧美性感的剧照(裸着上半身的男性和穿着泳装的女性),这一切都昭示着那是一个新旧并存的改革时代。

可是尽管城乡的二元景象在电影里用不同层次的深浅色区分开来,但影片整体的色彩基调在今人看来却都是“土气十足”。饱和度低的色彩看起来觉得很脏,所以像罩上一层灰土的电影看起来也很脏,脏得可以一瞬间将人拉回九十年代。可也正因如此,影片营造出来的现实感,或者说真实感很强,极具说服力。

音效和对白

现代电影已经基本离不开音效、对白和配乐这三部分。而我将《秋菊》中的配乐划到音效里来,因为完整的配乐在这部电影里其实是缺失的。

音效在这部电影里其实只有背景音,没有作为表达内心独白的旁白等音效。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秋菊第一次去乡里讨“说法”的时候。王公安之前和大家在火炉旁围坐,老陕们在用方言闲谝,还有倒水声、搓手声。秋菊坐下,开始和王公安交谈。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老陕们的交谈声的分贝丝毫没有下降,反而不时会盖过秋菊和王公安谈话的声音,然后倒水声继续,哗啦哗啦。主角们的谈话被各类杂声包裹,似乎是在暗示秋菊的上访其实在别人眼里无足轻重或者暗示了公安机关对此事的不重视,后面的多次裁决结果的一致性也因此显得合理。当然,也存在设施简陋,收音收得不好的原因,不过这处确实惹我注意了。

以背景音为主的音效要考虑到角色所处的环境会自然产生的声音。所以在西北农村,有吸溜裤带面的声音,有牛叫声,有拖拉机的嘟嘟启动的声音,也有辨识度极高的陕西方言。这些音效元素的融合,在结合电影的色彩,让电影的表现力更上一层楼。

再有就是转场时作为过渡手段的音效。我不是很通音律。但大概可以听出片中转场时的秦腔和秋菊每次上访时的传统鼓点。这些中国音效的运用,早被证明是最能让影片接地气的一种方式。在最近的一部同类型同主题电影里,这点也同样被用得很多。

《秋菊》中的对白是以方言形式呈现的。方言对传达乡土气息的作用自不用说,一开口就让人明了。此外,对白的内容其实也值得关注。粗略来说,电影中的对白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的言语,另一类是公·安机关(代表的是官·方)的话语。秋菊代表的农民,说话直接明了,不断说着“额就是想要个说法”,然后就是“这多钱”之类的话。朴实、现实而且简洁。而转到公·安机关方面,除了法庭宣判那一段因为判决是书面语写就的缘故可以不计较之外,其他地方的官·方话语却无法忽视。“以包容理解为主”“维护安定团结”等传统的熟悉的官·方话语不断入耳,哪怕在面对上访的农民也不放弃简单的叙述,持着官腔,不过这倒是十分真实。这种民间和话语的在对白上的对立,在电影中被展现得十分明显。秋菊要“说法”,而他们说“法律程序”“调解”,不过倒不是说孰对孰错,就是这种两方话不着调,不在一条线上的景象非常好玩。

(当然对白深挖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是因为影院观影有些对白记不住了,想以后再看的时候补齐。)

表演

演员对电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常,我们选择去看电影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这部电影是谁演的?因为演员对于影片的作用相较于导演、剪辑、摄影来说,是最可视化的。而对于演员,他/她应该尽量地让观众完全地相信他/她就是片中的角色。一般来说,演员分为角色再现型、阐释与评注型和本色型。

《秋菊》中的巩俐仿佛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不是泼辣带劲的菊仙,也不是大义在身的山东大妞九儿,换上那身红袄子,摇身就成了许许多多可以顺势蹲在墙就着大蒜吃裤带面的陕西农妇。这像是一种魔力,她将自己的特色隐去,收起其他角色的气质,专心钻进这个倔强的农妇身体里,喊着“我要个说法”。这是角色再现型演员的一大范例。令我影响最深的一场戏是她带着妹妹去局长家送礼,中途妹妹走丢,然后她回来之后蓦然发现,她顶着大肚子和不合身的洋装,先左顾右盼四处寻找,然后变得着急,之后妹妹回来,眼眶先是发红,之后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而最可贵的是,秋菊脸是黑的,眼睛和其他部分皮肤看起来差别并不明显,可是那些打转的泪水却看得很清楚。这不得不说是一场见识演员功底的戏。另外值得说道的还有她的方言。巩俐是山东人,而秋菊是陕西人,因为个人原因我对这两种方言都还算熟悉,差别还有点大。可当秋菊说起陕西方言的时候,我发现她发音是那么好,虽然细听有些不足,但是足矣。(其实打好语言功底只是一个演员拍戏的基本素养之一)可以说,巩俐真正地做到了bring reality to the character。

除却主演,助演对影片的成功也功不可没。雷恪生的村长一角像极了许多倔强的老陕,拿着大碗咥面,犟得很,同时又有着一股“公家人”的气派,但又有着村长的责任感。联想起他在《背对背脸对脸》里的表演,不禁感叹起他对角色诠释的多变性和自身的可塑性。另外刘佩琦的丈夫一角虽然着墨不多,但是作为整部电影故事的最初的因果所在,诠释好这一角色也很重要。这个角色身上的愚昧、懦弱还有对妻子的那种农村男人的关心,都被他拿捏得很好。同时,这部电影还采用了很多非专业演员,有他们的纯正方言和正宗作派,影片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感又进一步得到了保障。

主题分析

先说农村主题的处理。隐约记得有人评价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说此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对农民和农村的真诚的关怀,切切实实地将农民和农村作为叙述的主角。同样的评价也可以用于《秋菊》这部电影。为什么这部电影动人呢?因为它是真实的记录者,不意淫,不居高临下,保持着对乡土中国的尊重。最直观的一点就是不选择性地美化,不凭空想象中国农村。《秋菊》通过对音效、色彩和对白的刻画,展现了陕西农民的风情画。碾辣子,挂玉米,养狗圈羊,擀面(形状上有棍棍面、裤带面,类型上有蘸水面、油泼面),剪贴画,蒸馍,绣兽帽兽鞋,这一切最具乡土气息的元素随着每家每户的热腾腾的蒸汽盘桓在观众的脑海中,做到了真实可信,也有了现实意义。如果说还是难以想象电影的用心,那可以简单和《我不是潘金莲》做一下对比。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并且因为祖辈的缘故会经常去乡下小住的江西人,当时看到《潘金莲》里的对婺源的刻画实际上觉得想笑。因为这部电影的选择性取向太明显了,为了适应画幅,营造出美感,根本没有触及最真实的乡村景象。有人要说了,婺源是旅游景区,中国最美古镇,那么美是应该的。但其实真正懂旅游或者会去实地考察的人,应该都知道所谓的景区的真与假的分寸。圆形画幅里的婺源美则美矣,但几乎丢掉了真实感,也因此造成了隔阂,丢掉了共情基础。再回头看《秋菊》,土到掉渣的农村景象,极强的真实感带来共情同理的基础。这样哪怕不用特写或者近景,观众都能被秋菊的行为所牵扯,为她的遭遇和结局而担心。作为现实主义的电影,没了真实的关怀,也就没了共情的基础,只能像《潘金莲》一样在圈里打转,打擦边球,做一部假现实主义电影。

再说中心主题的处理。 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过二律背反律。它指双方各自依据普遍承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公认的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冲突。 例如时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是一条直线还是一条射线。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最后得出的结果是都成立。同时,康德还说过“道德的普遍法则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感性经验,否则就没有客观有效性,于是在人的身上必然发生幸福和德行的二律背反,二者只有在“至善”中得到解决。”从抽象到具体,用这个来解释影片的故事结构,大致就是说人情伦理(感性领域)和法律制度(理性领域)是符合二律背反律的。秋菊口口声声说的“说法”是要村长低头认错,想通过大家约定俗成的人情“法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上门交谈无果后,她想到了去公安机关,请执法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个“说法”,甚至一直往上告到了中级人民法院(这一步出了岔子)。可是法律制度(理性领域)只有冰冷的条文,尽管寒冬腊月,秋菊拖着沉沉的身子不断上访,最后得出的判决结果都没有改变多少。当一切都将爆发的时候,编剧在最开始交代的秋菊怀孕这个部分开始起了作用:孩子难产,幸得村长相助,母子平安。这时候人情机制再次起作用,人情伦理冲解了原先法律制度解决无果带来的剑拔弩张。秋菊邀请村长来参加孩子的满月酒,说下“谁都可以不来,村长也不能不来”的话。可是,这时编剧埋下的另一个伏笔又开始起作用:丈夫的X光结果出来了,丈夫肋骨骨折,由于村长殴打过丈夫,因此村长犯了故意伤害罪,要行政拘留15天。于是,在下面等待村长光临的那一天,警笛响起,法律制度的冷淡冲散了人情刚刚建立起来的宽慰和理解。最后,秋菊二话不说就开始追,在追不上站定的时候,镜头给了秋菊一个脸部特写,这张脸上满是惊慌不解,影片到此结束。

这样的处理不仅让影片极具戏剧效果,同时也通畅地解释了人情伦理与法律制度的冲突。影片中,秋菊在初级人民法院状告公安局的时候,见被告席上心善的公安局局长,一时不肯上原告席,并嘟囔着:“局长是个好人,我怎么能搞局长呢……我就是要个说法而已。”这里这种冲突就很明显,为什么法律给我的不是我原来想要的呢?感觉不仅中国社会如此,其他社会皆然。这就好比我们日常会遇到的情况:为了防止某人不做道德上对不起的事情,会威胁他/她说我报警了哦。虽是戏言,但我一直觉得这种话说起来无力,道德问题真的进入法律领域解决吗?我看不行,伊朗不行,美国不行,中国更不行。

《秋菊》的戏剧冲突在结尾爆发,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观感满足,也在观后给观众带来了关于电影主题的思考。这是《秋菊》电影最成功的一部分。这一主题的揭示,是通过戏剧化的剧情,几近完美的表演和充满关怀的描写共同达成的,绝不是为了通过审查而打擦边球达到的。就因为这些,《秋菊打官司》足以成为张艺谋最好的作品之一,毫无疑问。

写在后面

其实还有对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描写和男尊女卑现象的刻画,但因为不是影片主旨所在,所以只是蜻蜓点水式地略过了。

好可惜,现在《乡土中国》没有在身边,要不然可以根据书中的分析,来看看村长家和秋菊家的家庭结构。(虽然我不一定写得出来)

有些地方摘取了《看电影的艺术》一书中的一些表述,自己拙译了拿过来用,但是因为很零散,就没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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